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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，是强调诚信为本：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

只有让民众发自内心认同与拥护现有的政治秩序，只有使民众在道德修养上升华为自觉向善的境界，人格磨砺上完成了完善高尚的飞跃，那么我们的社会政治才可能是真正理想的，我们的现实秩序才可能是真正和谐的。那么，为何治国当以德而非以刑呢？孔子的理解是：德治乃是治本，而法治仅仅只能治标。

法家基于无治人有治法的政治观念，提倡的是法治政治。其四，为政不能完全跟着感觉走，不应该什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，而是要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，从历史中汲取智慧，为现实政治提供有益的启迪，从而事半功倍，少走弯路，造就德治德化的理想局面：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按儒家经典《大学》所揭示的家国一体论的基本逻辑，修身为本的终极宗旨，乃是治国，平天下。这中间，直接阐说为政的有八章，间接涉及为政的计有十六章。这当然不是真正成功的政治。

德化德治是政治之本，是为政之纲。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由此可见，直接讨论为政，间接涉及为政的综合互补，才是孔子为政之道的全面体现。兼形势，包阴阳，用技巧。

其次，在围绕武器装备——作战方式——兵学理论这一主线与结构展开叙述的同时，尤其要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的概括与揭示。例如，三代弓箭的原始性、戈斧的弱杀伤力，决定了呆板笨拙的密集大方阵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，不愆于五步、六步、七步，乃止，齐焉。当时，在普遍检讨学术分化的弊端道术将为天下裂基础上，诸子内部、诸子之间的兼容综合局面开始出现，这反映在兵学理论建设上，就是严格意义上兵权谋家代表《六韬》一书的面世，真正致力于汲取诸子百家之长，并积极完成兵学思想的整合：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先计而后战。军事史从本质上讲，是历史与军事两大学科彼此渗透、有机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，这一属性，决定了兵学思想史它其实也是军事史与思想史的综合与贯通，这一学术特性，对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，即他们最好能具备历史与军事两方面的专业素养。

兵家的著述在注疏方面，绝对无法出现诸如郑玄之于《礼记》、何休之于《公羊传》、杜预之于《左传》、王弼之于《老子》、郭象之于《庄子》这样具有高度学术性，注入了创新性思维与开拓性理论的著作，而往往是像施子美《武经七书讲义》、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》这样的通俗型注疏，仅仅立足于文字的疏通，章句的串讲而已。与儒学、道家、佛学乃至于墨家、法家等诸子学术的研究相比，有关兵学的研究，显然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，成果为数不多姑且不论，即使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中，质量上乘、体系严整、见解独到之作亦属凤毛麟角。

兵学思想史研究是多学科、综合性的研究，其中历史学与军事学是最核心的两大要素，这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，在充分运用历史方法的同时，应该尽可能地借助于军事学的范畴、概念与方法，注重于从军事学的角度归纳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考察问题、解决问题。例如，要认识三代以及春秋前中期的兵学思想的发展，其要领就是考察军礼的主要内涵，体认军礼的具体表现，从而以一驭万，纲举目张，下及汤武受命，以师可乱而济百姓，动之以仁义，行之以礼让，司马法是其遗事也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序》）。应该说，这种局面的造成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其研究对象本身停滞不前、自我封闭所导致的逻辑结果。这样的物质条件与军事背景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更新与升华。

何去非的选择，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，这样的复合型队伍自古至今似乎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。应该说，这正是兵学思想史研究讲求科学性、学术性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。尽量拓展兵学思想史的研究领域，在围绕兵学思想这个核心展开研究的同时，将军事史的其他研究对象有机地综括结合到兵学思想研究之中，引入兵制史、军事技术史、作战方式、阵法战术、兵要地理等内容，让它们为开展兵学思想史研究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，增强兵学思想史研究的厚度，使得它能和军事史的其他要素实现有机的对接，互为补充，互为促进。

当然，兵书也有它自己的学科归属，即兵书略，但是它的性质实际上与数术、方技相近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如果顺着军事发展的内在理路与自身逻辑，按照武器装备决定编制体制与作战方式，作战方式等催生兵学思想更新，这样的逻辑结构来考察兵学理论的生成发展机制，那么就有可能真正揭示出兵学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与终极动因，对中国历代兵学思想的文化更新序列做出正确描述，而不至于将兵学思想发展史编纂成一部由一些兵家人物、一些兵学著作的内容介绍与简单评论呆板组装在一起、拼凑成一盘的词条汇编。

许多学术上的疑难问题，若能借助军事学的原理与方法，解决起来并非是不可思议、无能为力的。这个共生互动的关系，可以用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来描述，即：武器装备的改进与发展，引发作战方式、战略战术的变革，同时也促成了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和变化，而这变化，最终又推动了兵学理论的创新、军事思想的升华。

这只要从后世经典的注疏水平，与儒家、道家乃至法家经典相比，其滞后、浅薄实不可以道里计。即使有所变化与发展，也仅仅体现在战术手段的层面，如明代火器的使用，引发战车重新受到关注，于是就产生了诸如《车营扣答百问》之类的兵书。这真的是印证了顾颉刚先生的一段名言：读书三年，天下去得。即便偶尔有曹操、杜牧、梅尧臣等人注孙子的成绩聊备一格，但是它们的学术贡献与价值，依旧无法与王弼、郑玄等人的成就相媲美。这包括：对兵学思想史的学科内涵与外延要有一个科学而清晰的界定，不能局囿于单纯的思想考察，必须确立兵学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性，树立问题意识、自觉意识，使兵学思想史的独立性得以完全体现。区分不同时期兵学思想的鲜明特征，探索产生这些特征背后的深层次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原因，观察和说明该时期兵学思想较之于这之前的兵学思想传承了什么，又改变或增益了什么，而对于其后兵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哪些作用，产生了何种影响。

当时觉得自己有多年从事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的经历，在某些问题上多少有些许心得，加上合作团队中魏鸿博士、熊剑平博士等人皆为学有专攻、功底厚实的中青年才俊，遂坦然接受，为王前驱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而放弃探索、不思进取，恰恰相反，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，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，尽可能进行必要的尝试，起到铺路石的作用，为今后兵学思想史研究的进展与成熟，打下一定的基础，提供足资借鉴的经验。

如用现代军事中的战略预备队概念诠释大将居中，握有余奇的余奇含义，就能叫人豁然开朗、举重若轻。这方面，即便如当下最权威的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，在各断代军事思想的领条中，也只能横向地不断重复诸如战争观上区分了义战与非义战的性质，作战指导上强调了避实击虚、因敌制胜之类的套话。

而兵学思想在春秋战国之际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突破，很显然并不是孤立的现象，归根结底，它不过是当时战争性质由争霸转变为兼并，政治文化上贵族精神衰微、官僚体制初建在兵学理论建设上的一种折射、一种反映。要理解战国后期兵学思想整合融贯的时代特征，则必须结合当时整个社会思潮的嬗递大势来加以考察。

要掌握春秋战国之际的兵学思想革命的基本形态和文化特征，则无疑要围绕兵以诈立，以利动，以分合为变（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）这个中心来开展，从诡诈之道取代以礼为固这个角度切入，从而总结并揭示这一时期兵学主题的革命性变换，自春秋至于战国，出奇设伏，变诈之兵并作（《汉书·艺文志·兵书略序》），这一时代特征，决定了孕育并诞生诸如《孙子兵法》《孙膑兵法》《吴子》《尉缭子》等代表性经典兵书，矗立起中国兵学思想发展的第一次高峰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突破兵学思想研究中的瓶颈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努力值得去展开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，变以研究军事人物思想、兵书典籍理论为主导，为以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为宗旨。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它的研究走向深入，成为我们顺利完成《中国兵学思想发展史》撰写的一个瓶颈。

而后三略，兵书、数术、方技又是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，属于术的层面。如果兵书的理论性、抽象性太强，那么就会不适合他们阅读与领悟。

但是需要指出的是，这种局部的、个别的、枝节性的发展变化，并没有实现兵学思想的本质性改变、革命性跨越。来源：中华读书报 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兵学 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明代茅元仪《武备志·兵诀评》所称的前孙子者，孙子不遗。同样是因为火器登上历史舞台，战争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，这样就有了顺应这种变化而出现的《火攻挈要》等兵书和相应的冷热兵器并用的作战指导原则

来源：中华读书报 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兵学 。要对兵学思想史研究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，致力于改变自古以来军事与思想史两张皮的现象：搞思想史的不怎么熟悉军事，谙军事的在历史学的基本训练方面偏弱的情况。其次，在围绕武器装备——作战方式——兵学理论这一主线与结构展开叙述的同时，尤其要注意对兵学思想发展上的阶段性特点的概括与揭示。从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到彬彬多文学之士，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才观取向上的变化趋势和显著特征。

换言之，《汉志》六略，前三略，六艺、诸子、诗赋属于同一性质，可归入道的层面。由此可知，兵学受众群体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需求上的特殊性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兵学思想的精致化、哲理化提升。

兵家的著述在注疏方面，绝对无法出现诸如郑玄之于《礼记》、何休之于《公羊传》、杜预之于《左传》、王弼之于《老子》、郭象之于《庄子》这样具有高度学术性，注入了创新性思维与开拓性理论的著作，而往往是像施子美《武经七书讲义》、刘寅《武经七书直解》这样的通俗型注疏，仅仅立足于文字的疏通，章句的串讲而已。而兵学思想的发展，同样要反作用于作战指导领域，使得战法的确立与变革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，更趋合理、更趋成熟，以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，为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创造积极有力的条件。

彻底突破兵学思想研究中的瓶颈之思路与方法，或许在相当一个时间里并不能完全奏效，但是，它即便是无法一举突破所谓的瓶颈，却也将或多或少地起到疏通肠梗阻的一定作用。所以，大部分的兵书只能走浅显、平白、通俗的道路，以实用、普及为鹄的。